香港廢品回收公司背后的產業悲歌-背井離鄉用勤勞求一份溫飽，不是錯。錯的是？
2020/9/20 13:45:36 點擊：1020
比33噸井蓋更沉重的，是拾荒者以及整個行業的命運。
2013年秋，河南人徐銘駿看著這片偌大的“廢品”王國，百感交集。
北京五環外東小口村的土路上，開往回收廠的卡車揚起煙塵，年近五旬的徐銘駿挪著步子巡視著一個挨著一個的小院，掃視環繞四周斑駁的磚墻、變形的鐵絲網，還有小山一般看似雜亂實則整齊有序的廢品堆。
銅鋁、塑料、紙張、木材、輪胎橡膠，廣告牌上的紅漆大字歪歪扭扭，劃分出各自的經營范圍，互不干擾。外行眼里不值一文的垃圾廢物，來到這里，就分出了各自的價值。
雖然城里人對這里的臟亂差避之不及，但有人卻視之為淘金圣地。
據粗略統計，在北京從事廢品回收行業的人員高峰時約在20萬（一說30萬）人左右。有的蹬三輪車走街串巷，有的租下鋪面成為坐商，他們中70%來自河南，其中95%又來自固始，也就是近期哄搶33噸井蓋的新聞發生地。
90年代起，徐銘駿就來到北京蹬著三輪車走街串巷收廢品。到了2003年，他和幾個河南老鄉湊了幾百萬，租下北京五環外的900畝荒地，從推掉一人高的雜草灌木開始，建起1000多個簡陋小院，出租給老鄉們，挖到了第一桶金。
十年間，隨著經濟快速發展，散落在京城各處的河南籍廢品回收業者紛紛搬來，走街串巷的拾荒者把廢品運到這里。
慢慢地，東小口發展成北京最大的廢品回收市場，全盛時期有三萬多人在此謀生，承載了北京四分之一的廢品分類回收，年交易額高達十億，成為有名的“廢品村”。
不少早年從事鋼鐵等高價值廢品的人發家致富了，但更多跟風而來的老鄉們僅僅只能做到混口飯吃。
2012年，靠種地在固始老家已經很難維持生計，北漂多年的喬春雷就把父母也接到了東小口村堆滿塑料廢品、充滿腐敗氣息的小院里。
作為行業的后來者，喬春雷沒能像徐銘駿一樣趕上好時候。2008年的經濟危機，讓處于產業鏈底層的廢品回收行業遭遇重大打擊，至今也未能恢復危機前的行情。最差的時候，整整半個月，喬春雷才能收齊一車塑料發出去，而利潤只有一千元。
女兒玩著廢舊的玩具慢慢長大，總是感染莫名其妙的皮膚病，父母身體的病痛在常年分揀垃圾的勞作中不斷惡化，還舍不得吃藥。
為了增加收入，喬春雷不得不咬緊牙關借錢買車跑貨運，但一場更大的行業沖擊已經到來。
2014年，隨著北京城區的不斷延展，東小口村也從荒涼的郊區成為了規劃中的商業用地，市場圍墻高價回收廢品的小廣告邊，出現了大大的“拆”字。
喬春雷咬牙決定帶著家人再次向外環遷徙，但還有很多四五十歲的拾荒者只能離開北京去外地闖蕩或者干脆回老家。
“干我們這行，就是不穩定。”
作為“廢品村”市場管理者的徐銘駿想得更遠，他把北京林業大學研究生畢業的兒子徐源鴻喊了回來。父子倆動員起部分老鄉，希望能再找一片空地，引進國外封閉式環保產業園的概念，試圖進行一場行業自救。
但不論是遷徙或者回鄉，這種產業清理淘汰的局面在多年之前就已有征兆。
“我全包下！”
當喬保鋒把僅有的兩千元現金拍到昌平水泥廠門衛辦公桌上時，估計他自己也沒料到，“破爛王”的稱號會在十八年后伴隨他走進鐵窗。
1985年，北京到處是工地，建筑垃圾無人清理。
一個人、一輛平板車，15歲的固始少年喬保鋒在滿大街的垃圾堆里發現了商機，一個多月就賺了2000元。經人偶然指點，他又把昌平水泥廠的廢舊包裝袋運往山東的爆竹廠，賺了整整一萬元。
1986年，喬保鋒用這1萬元起家，各處打點，壟斷了周邊廠礦的廢品。十幾年間，他用來存放廢品的場地從幾分地擴展到十幾畝，還有汽車20多輛、手下50多人，昌平“破爛王”的稱號從此傳開，吸引了更多同鄉前往北京“淘金”。
但真正讓喬保鋒成為傳說的，是后來一連串荒誕行徑。
最花邊——同時娶了三個“妻子”，并且全部偽造了公章和結婚證，然后又暗地偽造三本離婚證，還自以為天衣無縫。
最無知——出資承包了一個鑄造廠，為了煉鋼，把井蓋、自行車，下水管道統統扔到了煉鋼爐里，直到一顆舊炸彈被引爆。
最大膽——在鑄造廠經營失利后，非但不反思自己不懂技術，還公然偷電非法牟利。因此，昌平供電局把喬保鋒廠子的電給停了。他的反應卻是帶著一幫人沖進供電局辦公室，拿著鐵鍬威脅要活埋了局長。
2002年，喬保鋒因偽造公章、重婚、盜竊鋃鐺入獄，被判有期徒刑19年。
文化低、不懂法、草莽氣息重的喬保鋒可以說是拾荒者大軍中極端卻又鮮明的寫照。
在北京，來自全國各地的幾十萬拾荒者各自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不同的“幫派”，或壟斷一塊城區，或占領一項細分行業。幫派之間區域劃分森嚴，為了彼此利益沖突不斷，成為了弱肉強食的江湖。
1997年，有關部門向中國人民大學環境經濟學教授王維平透露，北京七成以上的刑事案件是拾荒者犯下的。
“有的人撿不著就偷，偷不著就搶，污水井蓋、綠地護欄、變壓器、甚至地鐵的電纜都給你鉸了。”王維平教授說，“那時，打架、械斗幾乎是家常便飯。”
為了平息各個地方幫派對廢品資源的爭奪，王維平出面促成了十多個幫派的面對面會談，達成了一份協議：
“四川幫”負責撿垃圾，“河南幫”負責收廢品，“河北幫”負責四環外接應廢品回收，“江蘇幫”負責回收地溝油。
這并沒有改變江湖的本質，各幫派內部潛規則盛行。
比如，井蓋屬于公共設施，不能隨意回收銷贓，因而無論是誰偷的，最后都會與掌握廢品收購的河南固始人聯系到了一起，“河南人與井蓋”的江湖傳說也就從北京傳播到了全國。
長期缺乏行業規范、產業升級，加之從業群體本身素質的原因，拾荒者們一直沒有擺脫草莽狀態，廢品村更是成為各類安全隱患的重災區。
這些來自天南海北的拾荒者們最終都被打上“低端產業”的標簽，面臨清退的命運。
80年代初，當河南固始人北上“淘金”的時候，湖南新化的農民也開始背起帆布小包，走上了流動維修打字機的道路。
與喬保鋒一樣，新化人也是在偶然間發現了這個產業藍海。
1960年，易代興兄弟在家吃不飽飯，寧可被罵“不務正業”也要出去跑江湖，從事沒太多技術含量的簡單維修。
一次，在兩人為銀行修理鋼板時，旁邊辦公桌上的打字機出現了故障。憑直覺，他們認為是一個小零件位置不對，于是就借口需要喝水，支開銀行員工試了一下，以應證想法。在銀行員工回來后，易代興毛遂自薦，裝了下樣子，把一個零件移個位，修好了機器。
有了第一次經驗，易代興兄弟開始輾轉各地，用單位里的壞打字機練手，來回拆裝，邊試、邊修，修好了就拿錢，修不好就跑，最終掌握了機械打字機維修技術。
從此，兄弟倆懷揣假介紹信和證件，以對外技術支援的名義走遍大江南北，出入各類機關單位修打字機，賺的錢讓老家人咂舌的同時也吃了不少牢飯，還帶出了最早一批徒弟。
1979年政策松動，新化縣把這些外出漂流的人集合起來搞起了打字機維修廠，負責提供合法身份以及技術人員的培訓和考核。從易氏兩兄弟開始，親戚帶親戚、朋友教朋友，新化的打字機修理隊伍在1990年發展到了5000多人，組建了一個遍布全國的流動維修大軍。
此時，辦公設備越來越復雜、先進，電腦打印機、復印機也開始在中國普及，散布全國各地的新化人通過不同方式先后學會了修復印機，然后在這個以鄉土關系凝聚的團體里，新的技術如原子彈鏈式反應一樣擴散開來。
每一次新技術的引入，都帶來新的商機，也吸引了更多新化人加入隊伍。
接下來的事情就變得理所當然了。修得多了，新化人干脆收下那些不要的二手復印機在各地開起了復印店，而后又有人從臺灣人手里把進口日本廢舊復印設備的生意接了過來。
從西藏到廣東，從海南到東北，有了充足而又廉價的設備供應，大大小小新化復印店如雨后春筍，遍布全國各個角落。
任何一個城市的高校周邊，幾乎都有這些抄著濃重口音的新化人開的復印店、文印店，而他們背后是“國際貿易+設備制造+專業市場+專業店”的一整條產業鏈，從業人口高達二十多萬，涉及到全縣三分之一的家庭，成為了地區經濟中非常典型的“新化現象”。
隨著原始資本積累的完成，一些從事外貿與零配件銷售的新化人干脆在珠海、深圳等地開始了辦工設備制造，一步步竟然從組裝走上了自主研發。如今，新化人甚至響應起了“一帶一路”的號召，把復印機出口到了非洲。
比起同樣背井離鄉的固始人，新化人的努力帶來了豐厚的回報，演繹了一部勵志的產業升級史。
新化和固始，兩個都是各自省份人口最多的縣級區域，在人多地少的尖銳矛盾下，兩地人民不約而同背井離鄉，在世人嫌棄的眼光中謀求一份溫飽。
雖然雙方選擇的行業不同，但最初都是從灰色地帶找到生存的土壤，其中一度有不乏耍手段甚至敗壞行業道德的事情發生，比如偷換復印機零件、撬偷井蓋等。
但因為產業環境的不同，復印店與廢品回收，一個脫胎換骨成為了地區驕傲的支柱產業，一個則無論從業者如何辛苦，最終都難免演變成了連累地方聲譽的污點。
比起不斷學習技術、不斷升級的新化復印機行業，北京的廢品村里除了像徐銘駿那樣從內部自發進行市場規范之外，動蕩的行情、從業者低素質以及壁壘森嚴的江湖色彩，都讓外部投資者望而卻步，導致整個廢品回收產業難以升級甚至還會倒退。
一旦廢品回收市場被拆，拾荒者們再次退回零散的游擊隊模式，生存更為艱難，亂象勢必叢生。
因此，所謂“河南人偷井蓋”的荒誕現實背后，與其說是道德問題，不如講是一個產業的困境。
即便問題重重，十幾萬拾荒者卻是北京城市生態循環必不可少的環節。據王維平統計，他們不僅幫助政府節省每年數億元的垃圾處理費，還用精細的人工分揀，使資源得到了更高效的回收利用。
據環保NGO“零廢棄村落”發起人陳立雯估計，可回收資源往往能占到垃圾總量的三分之一，其中近90%都得到回收。這個數據甚至超過了歐美國家。
這里的一大功勞，要歸于由拾荒者和商販組成的、龐大而高效的“非正規廢品回收體系”。
然而隨著一輪輪產業整頓，在一次次漂泊遷徙中，北京廢品回收從業人口已經下降到十萬左右。與此同時，北京市的垃圾卻以每年8%～10%的速度快速增長，垃圾處理和廢品回收的壓力越來越嚴峻。
但未來的曙光已經出現。
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全國推廣勢在必行，垃圾分類產業終于迎來了大變局。短短一個月就有1004家垃圾分類企業成立，投資者聞風而動。
在北京，子承父業的徐源鴻于2017年創辦的互聯網垃圾分類公司也迎來了多家投資機構。
作為在北京的河南第二代廢品回收從業者，徐源鴻見證了這個小時候羞于對同學提及的行業變成今天資本爭相追捧的風口。
“如果徐總找著了地方，我還跟他一塊走！”
或許徐源鴻還能記得，五年前，面對廢品村拆遷危機時，河南老鄉們對他父親的這番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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